期刊动态
范晔《后汉书》论东汉的中兴与衰落
王亮军;在《后汉书》中，范晔揭示了东汉历史发展由中兴到衰落再到败亡的总历程，并对东汉中兴与衰落的阶段特征有深入的解读。范晔对东汉前期历史的记载和评论表明，能以史为鉴，在治理国家相关政策的选用上具有灵活性，立足于长久之道而用一时之策，这是东汉前期中兴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对于东汉渐衰以致败亡，范晔的认识包括事实与事理两个维度，前者从正、反两个方向论述了东汉倾危的具体原因，后者则重在追寻东汉失祚的根本因素，两者间深具“事”与“理”之结合的辩证逻辑。范晔对东汉中兴与衰落的认识，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仍具有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少帝与北乡侯：《后汉书》本纪所见刘懿的双重称谓发微
徐鹏;杨戈;范晔一改《东观汉记》以来汉晋史书称刘懿为“北乡侯”的写法，在《后汉书》本纪部分对刘懿使用了“少帝”与“北乡侯”两个称谓。后世学者虽然对刘懿的“少帝”称谓多有解读，但仍有未尽之意。“北乡侯”称谓是东汉朝廷对刘懿身份的最终定位；而“少帝”称谓则代表了范晔在继承汉晋史书体例的同时，加入了自己对东汉政治史的理解。同时，这一双重称谓的使用，也反映出南北朝史学在称谓问题上“缘情而作，本无定准”的风格。
论《后汉书·逸民列传》与范晔的隐逸观念
谢应敏;范晔《后汉书》首开在“正史”中为“逸民”群体立传之先河。《逸民列传》的形成既源于范晔对《史记》《汉书》有关逸民书写的传统与魏晋隐逸风气的继承，亦因其遭受政治危机，使得他将隐逸的向往倾注于东汉逸民的书写之中。在《后汉书》中，范晔将《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与《逸民列传》的分立，体现了范晔隐逸书写的两重性：一方面展现了范晔对前贤逸士隐逸之风的尊崇；另一方面则寄寓了范晔对于身处俗世之外的逸民能以德行风义“入世”的理想，这种理想映射了范晔思想深处儒家的“《春秋》意识”。此外，魏晋时期经史渐趋“分离”之势，《后汉书·逸民列传》中隐逸人物的建构相较于前人的记载多一层“经学”之底色，这不仅蕴含着范晔对东汉经学的深刻认知，更体现了范晔身处动荡时代呼唤经学之士的抱负。
清代安南贡道变迁考释
梁允华;清代安南贡道分水、陆二途，大致经历五个阶段的变化。康熙初年沿袭明朝广西、广东、江西、江南水路旧例；康熙十九年之后改由广西、湖南、湖北、江南水路入京，从直隶、河南陆路返回；雍正、乾隆时期往返皆从江南水路；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咸丰时期改由直隶、河南陆路往返；同治、光绪年间河南、湖北段返程改由新郑、南阳、襄阳、汉阳一线。其间偶有中途改道，迂回广东、江西水路及经安徽或山西陆路，光绪九年改由海路至天津，概非常例。贡道的阶段变迁与临时调整，是中越关系频繁互动的体现，亦与中国地方政局变动和国际形势变化有密切关系。
唐代官制中的“调”
张程;与“调”相关的词汇频繁出现在唐代选官制度和实践之中，其中“常调”一词从赋税制度兼跨为官制概念，是一系列概念的本意。通过文献检索和史实梳理可知，作为一种任官形式，“调”惯指初任官、次任官，很少与第三任及以上任次搭配；“调”指的是低品级官员的非降级人事变动，“常调”没有超越吏部铨选的范围。在唐代官制的演变过程中，“调”存在词汇泛用现象，逐渐等同于选官本身，并成为表示获得官职的名词。“调”及其衍生词在选官中的运用，体现了唐代官制专业化、标准化的成熟发展，相关特点为宋以后的选官制度所沿用，广泛应用于低品级官员的选用之中。
现代性与新诗叙事学——兼论杨四平教授的《中国新诗叙事学》
钱文亮;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源远流长，作为一种诗性构成的叙事性也广泛地存在于包括叙事诗在内的抒情、写景、说理等不同类型的诗歌之中。然而，作为具有结构性诗学功能与意义的叙事性却是新诗现代性追求和现代诗学变革的必然结果。杨四平教授的新著《中国新诗叙事学》既在“现代性”的总体性视野中考辨了中国新诗百年发展中的叙事理论与历史实践，又依据当代蓬勃发展的叙事理论，从诗学本体论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的整合与提升。“现代性”中的后现代精神更为作者突破既往新诗叙事研究的固有认识和思维惯性，成功发现并总结出中国新诗的“叙事传统”,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中国新诗叙述的发生、焦虑与选择
魏文文;中国新诗叙述的发生是一种多维视野下综合性的诗歌现象，从诗界革命到白话诗文运动，到新诗革命运动再到诗体大解放，从诗歌语言的叙述化倾向到叙述体式的新尝试，中国新诗最终完成了一次自我涅槃。以杨四平的《中国新诗叙事学》为对照研究，从多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新诗赖以存在的叙述基因、内涵与发生的因由，试图在发生学层面上厘清中国新诗叙述在批判与继承、跨越与移植中面临的焦虑与选择。
“史”与“论”的突破与偏移——中国新诗叙事学的一种建构路径论析
郭海玉;王磊;21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叙事学研究成为中国诗歌研究领域的一大焦点，杨四平史论结合的中国新诗叙事学建构在其中引人瞩目并极具代表性。他以百年中国新诗叙事形态为研究对象，将文本内研究和文本外研究、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以对西方叙事学“叙事”和“段位性”两个核心概念的转化和移用为手段，对百年中国新诗叙事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诗歌叙事学理论建构。这一研究体现了作者独树一帜的历史描述与诗学归纳交叉进行的研究特色。在研究的视角、方法与结论方面，该研究实现了三个突破。不过其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使用、逻辑建构以及新诗叙事段位理论开创方面也存在完善的空间。探讨史论结合的中国新诗叙事学建构路径的价值和局限，可为未来中国新诗叙事学、诗歌叙事学研究提供借鉴。
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效参与
韩旭;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律师辩护的重心将由法庭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得以凸显:一是保障认罪的自愿性;二是保障认罚的允当性;三是保障程序选择的正确性;四是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行使的客观理性。为此,需要将现有的"权利配置型"值班律师模式改造为"强制辩护型"辩护人模式,并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同时,适当保持认罪认罚程序的灵活性,允许控辩双方就罪名和量刑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认罪认罚问题上,辩护人仅仅是咨询者、建议者、协助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是认罪认罚的最终决定者。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法理学考察
冯晓青;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它是知识产权法中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平等与正义价值的需要,是知识产权法平等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目标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之公共利益目标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知识产权法本身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其本身作为保障私权的制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入利益平衡原则。
我国分层教学的历史演变
刘晓芳;骆毅;分层教学是个别化教学的一种,它较好地解决了班级授课制不易照顾学生个体差异的问题,是教育组织形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我国分层教学思想在古代的演变过程中,孔子、孟子、朱熹、张载、王守仁等教育家、思想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分层教学法在我国近代及新时期经历了民国初的学业成绩分组实验,20世纪20年代初的弹性编组实验,20世纪30年代末期标准多样化的分组实验,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考试后的能力分班及20世纪90年代的分层递进教学等阶段。
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及综合评价方法
吴玉鸣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主要缺陷和不足之处在于 ,对区域投资环境研究选择的指标太少 ,更难以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 ,评价方法也显得较为单一。目前应采取(专家 )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因子 (素 )分析法、灰色关联法、信息熵法、聚类分析法等投资环境评估方法。从而实现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科学认识
21世纪中国绿色发展问题研究
侯伟丽绿色发展就是在保障自然资本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造资本代替环境和自然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逐步向低原材料消耗、低能耗的方向转变。在实现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中国21世纪面临着人口持续增长、高消费模式兴起、经济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向重型化转变、城市化快速提高等方面的挑战。但同时,市场机制的建立、对外开放扩大、环保意识的增强、知识经济的兴起,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机遇。具体应做到:一是进行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二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三是发展绿色制造模式和生态工业园;四是设计有效的政策组合。以迎接21世纪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
事故核废水处置的国际环境法研究——以日本福岛核废水事件为视角
林灿铃;王翔;核电站事故核废水的处理关系到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日本政府为了自身利益选择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对全球生态环境将造成重大损害。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造成的不利影响是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共同导致的。其向海洋排放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难以被认定为符合安全标准,同时,目前并未制订出被国际社会认同的事故核废水安全标准。由于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站管理过程中的重大过失,应当承担处理福岛事故核废水的义务,向海洋排放事故核废水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诸多国际法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向海洋排放事故核废水并不是国际社会实践中处理事故核废水的惯常做法,这种行为并非国际惯例,同时,也无法成为国际习惯。因此,处理事故核废水方案的制订应当按照国际环境法的规定,并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此外,还应当建立环境信息交流制度,在此基础上制订无害环境的事故核废水处理方案。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法理学考察
冯晓青;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它是知识产权法中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平等与正义价值的需要,是知识产权法平等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目标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之公共利益目标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知识产权法本身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其本身作为保障私权的制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入利益平衡原则。
希腊神话的人文精神
刘绿宇;希腊神话是美妙的,它的美是纯粹的、乐观的,没有一点儿人生的凄苦、时世的险恶或惩恶扬善、拯救人类的说教,显示出浪漫的古希腊人“审美重于道德”的价值取向;希腊神话是原欲人性的礼赞,它歌颂性爱、赞美肉体,体现了古希腊人“人性、人权高于一切”的哲学观念和“真即美”的审美标准;希腊神话是乐观主义的源泉,体现出他们为人处世的快乐原则,也表明着古希腊“没有罪恶感”的社会初始阶段特征;希腊神话是力量的颂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抗争意识、尚武精神和个人荣誉感,从而演化出西方后世强烈的个体意识……神话的形式会消亡,但它的精神会转化为文化形态而得以存在,得以流传。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丁建定;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奠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实行法西斯专制管理,另一方面仍有明显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曾出现福利国家的趋势。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紧密相连、相互适应,其发展道路呈现出明显的统一化,并受到国家干预理论的显著影响,在发展中始终遵循着共同责任的基本原则。
